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多边税收公约先后历经探索期、沉寂期与勃兴期，在全球税收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相较于双边税收协定及国际税收软法，多边税收公约不仅有利于更为高效地解决近年来日益增加的多边税收议题，长期来看也有利于提升国际税收体系的法治化水平。不过，多边税收公约的构建与实施也面临现实挑战，这集中体现在其共识达成与规则更新的复杂性。未来应注重开拓多元法律工具协同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促进多边税收公约与双边税收协定、国际税收软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为推动多边税收公约顺利落实，可以考虑设置灵活的保留条款或采用“框架公约+议定书”模式。对中国而言，为了提升在全球税收治理中的话语权，应注重加强在全球税收治理中的理论与制度供给，积极参与并引领多边税收公约的构建以及支持提升联合国在多边税收公约制定中的影响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步入深水区攻坚期，面临风险挑战叠加、体制障碍顽固、共识凝聚困难等核心症结。“四个自信”凭借其深刻理论内涵与强大实践指引力，成为破局攻坚、护航改革行稳致远的战略指引。其内在逻辑体现为：“四个自信”通过明确改革目标、供给内生动力、强化风险防控、凝聚思想共识，为改革提供根本遵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又持续夯实与增进“四个自信”。具体路径上，道路自信定向领航，理论自信提供思想武器，制度自信筑牢保障根基，文化自信涵养精神动力，四维协同化解颠覆性错误与创新乏力风险。实践要求上，须以“四个自信”为前提，系统协同推进各领域改革，坚持守正创新，破除体制机制壁垒，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探索彰显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理想的我》《何苦如此》等15篇小说是刘半农的遗著小说，它们最初发表在现代报纸《小日报》上。这些小说跨越古今，多元地呈现了现代知识者的现实感与历史感。它们追求雅俗共赏，并在寻求与读者共鸣的前提下，表达了对民族、道德，以及文化的批判与思考。今天来看，它们是现代社会转型与变化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值得我们对其价值进行重新发掘和评估。
东南亚孔子学院在推动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战略作用。论文通过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办学规模拓展、低龄化教育推进、职业中文项目开发、多元协同机制构建及本土化教材建设等方面，梳理了2020—2024年东南亚孔子学院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本文揭示了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稳定、中文教育的国别差异、师资的结构性短缺、教材本土化的滞后等因素带来的挑战。针对上述问题，论文提出的发展框架涵盖精准化传播策略、分层化文化交流、体系化师资培育、分众化教学实践、国别化资源研发，旨在推动东南亚孔子学院的进一步转型升级，为多元文化语境下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具有双向赋能的内在逻辑，动态能力理论为阐释二者的互动机理提供了理论支撑。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驱动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具有反哺价值。某种意义而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依托科技进步和创新，需要强化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当前，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着感知力欠缺、整合力薄弱与变革力欠佳等多重阻力。因此，要围绕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导向的教育质量提升体系，深化科研协同机制以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依托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高等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的双向赋能目标。
“以实践为导向”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贯穿于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全过程具有哲学、教育、学科、教学四重逻辑。哲学逻辑立足于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明确法学实践情境的特殊性，即在协调“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矛盾冲突中，彰显“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本质。教育逻辑聚焦知识联结的“教育—学习”互动结构与法治人才“供—需”关系，凸显实践情境在间接知识向直接体验、理论知识向法治素养转化中的桥梁作用。学科逻辑紧扣法学的实践属性，指出唯有依托具体法治实践情境，才能实现人才培养中价值塑造、知识应用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教学逻辑侧重操作层面，通过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课程、知识、教学、学科及保障体系，补齐实践教学短板，推动知识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四重逻辑由宏观至微观，超越狭义实践教学范畴，确立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同等重要地位，作为数字时代法学教育的未来转向，助力实现新时代法治人才德法兼修、知行合一的培养目标。
类书的编修是一个拆解与重建古代知识系统的过程。在拆解古代知识系统时，它并非对所有文献都一视同仁，而是重“道”轻“技”,重儒学而轻视其他思想学说；通过遗弃和改编，类书对目标文献进行了“思想性清洗”;类书编修者还可能因学养所限或粗心大意对原文献进行了错误拆解。在重建古代知识系统时，类书往往按照知识对经邦治国的重要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排列，有意减少有关统治者的负面信息，并通过对某一门类知识的组织与梳理，而完成对类别知识系统的构建。整体而言，类书对古代知识系统的拆解与重建，既有利也有弊。
当前，甲骨学界已普遍将字体特征作为卜辞分类断代的标准。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迹分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笔迹学视角对某类卜辞开展细化整理，已成为学术研究的新趋势。构建卜辞笔迹的分析路径与参照标准为其提供了解决方案。据此，对《甲骨文摹本大系》宾组一类的“争”卜辞进行穷尽式的笔迹认定与系联，最终辨识出九种笔迹，应分属九位刻手。从笔迹推断，刻手总人数下限约12人，其任务分配呈现不均衡特征。据此推测，当时或已形成差异化、专人专项的分工模式，且组类内部存在风格独特的刻手。卜辞笔迹研究作为辨识甲骨文刻手的关键途径，不仅能推动卜辞细化分类与甲骨断代，更能深化对殷商历史的认识，从而为传承与弘扬中华文明提供持久的内驱力。
葛洪对庄子思想的批判性诠释，展现了道教在魏晋时期继承传统道家理论与构建自身实践体系之间的张力调适。具体来看，葛洪一方面通过对庄子言行的审慎辨析，解构了世人对庄子“乐死恶生”的普遍印象。另一方面用“权变”思维，消解了人们关于仕隐对立的偏狭认知。针对时人“诬引老庄”引发的社会虚浮之风及道教内部忽乱经教、妖伪恣兴等问题，葛洪以儒、法实践精神补益道家义理空疏之弊，又通过“立言助教”为修道者确立明辨经典、承受真传与勤求不辍的修行范式。
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义门陈氏“十五世三千余口同居共爨”的盛景，可谓“家国同构”的历史典范。其家训文化汲取儒家精髓，以礼制规训为纲骨，融“以德化人、以礼序事、以法约行”为一体，并将孝悌、耕读、均平等理念践履于日常。通过剖析其家训的伦理根基与持家智慧，阐扬其尚公、崇义、重教等伦理精华，并探究其与国家互动、内部共议与监督效应。究其旨归，在于秉持扬弃之则，探寻其价值精华的现代功能定位，以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与基层善治提供历史镜鉴与有益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