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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戴《礼记》篇题的命名方式，大体有依据篇章主要内容、提炼篇章部分内容、摘取篇首若干文字、揭示篇章与其他典籍关系、袭用相关标题等。由出土简帛的早期形态能够发现，礼学文献在秦火前单篇别行时大多无篇题，仅有的个别篇题主要摘取篇首若干文字命名。其中“摘取篇首提示语”是为教学需要；“摘取抄纂众篇(章)而成的首篇(章)首句”则缘于抄本的收卷方式。汉代流传的礼学文献多据篇章与其他典籍关系命名，这与区分“经”“传”的解经观念密切相关。在关涉文体的篇题中，以“问”“义”称名的辨体意识较强，前者标志着古人对“问对体”最早的自觉体认，后者为“义疏体”的雏形确立了类名。
Abstract：The naming method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Book of Rites is generally 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main content, refining part of the content, extracting some words at the beginning, revea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pter and other classics, borrowing relevant titles and so on. From the early forms of unearthed bamboo slips and silk, we can found that most of the ritual literature had no title when it spread alone before the Qin Dynasty. Only a few articles take the wor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rticle as the title. “Picking the first hint” is for the needs of teaching, “extract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first article from many articles” is due to the way of rolling up a manuscript. The ritual literature spread in the Han Dynasty was mostly nam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pters and other classics,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interpreting classics. Among the article titles related to stylistics, the title contains “Wen”(问) or “Yi”(义), which has strong style discrimination. The former marks the earliest consciousness of the ancients on “ Question and answer style”(问对体), the latter established the class name for the prototype of “ Interpretive style”(义疏体).
(1)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5445页。
(2)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第489页。
(3)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页。
(4)详参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目录》(《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屈万里《礼记解题》(《古今文选》,1975年9月6日新353期)等。
(5)详参骈宇骞《出土简帛书籍题记述略》(《文史》,2003年第4辑)、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艺文印书馆,2004年)、黄威《简帛古书书名格式研究》(《史学月刊》,2016年第4期)等。
(6)《诸侯迁庙》与《诸侯衅庙》的篇次虽均为“第七十三”,却有两个篇题,故作两篇处理。
(7)刘晓东将《谥法》《文王世子》《王度记》《辨名记》《政穆篇》《三正记》《禘于大庙礼》确定为《大戴礼记》之佚篇(刘晓东:《〈大戴礼记〉佚篇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2000年,第47—55页)。
(8)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9)阮元:《十三经注疏》,第5385页。
(10)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第75-79页。
(11)阮元:《十三经注疏》,第3511页。
(12)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第49-50页。
(13)阮元:《十三经注疏》,第3165页。
(14)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238页。
(15)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16)出现在篇章开头处且具备引起下文功能的发端语,清人王念孙称为“总冒下文之词”(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01页)、郭店简原整理者解说《五行》时称作“总括之词”(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149页)。我们认为林清源所谓的“提示语”(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第83页)最为准确。
(17)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第17页。
(18)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551页。
(19)阮元:《十三经注疏》,第3040页。
(20)阮元:《十三经注疏》,第3493页。
(21)阮元:《十三经注疏》,第3646页。
(22)王锷:《〈礼记〉成书考》,第128页。
(23)吕友仁指出,《服问》与《丧服小记》《大传》属同类性质,可以弥补《仪礼·丧服》之所未备(吕友仁,吕咏梅:《礼记全译·孝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09页)。王锷又指出,《三年问》根据《仪礼·丧服》经文论说(王锷:《〈礼记〉成书考》,第149页)。
(24)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661页。
(2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89页。
(26)陈来:《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27)彭林:《郭店简与儒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59页。
(28)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149页。
(29)池田知久:《郭店简与儒学研究》,第92-133页。
(30)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第81-84页。
(31)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认为,黄老之学“采儒墨之善”,《五行》篇高深广远,论天道,说五行,有一定神秘性,正投黄老学者所好。此篇竟与《老子》《九主》之类道家文献合抄,大约就是这个缘故(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黄老学者将儒家之《五行》纳入自身的思想体系,不标明其原有标题是可以理解的。
(32)庞朴:《庞朴文集》(第二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3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9年,第224页。
(34)阮元:《十三经注疏》,第5445页。
(35)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36)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第14-22页。
(37)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中心》,中西书局,2015年,第120页。
(38)李松儒:《战国简帛字迹研究:以上博简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3—207页。
(39)林志鹏:《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68-69页。
(40)伏俊琏:《写本和写本学》,《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5期。
(41)侯乃峰:《上博楚简儒学文献校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23-124页。
(42)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
(4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第211页。
(44)侯乃峰:《上博楚简儒学文献校理》,第123页。
(45)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页。
(46)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中华书局,2005年,第91、129页。
(47)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第10-17页。
(48)沈文倬:《菿闇文存》,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6-345页。
(49)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46-47页。
(50)吴承学,李冠兰:《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51)贾海生:《上博简〈内礼〉发覆》,《人文论丛》,2014年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22-342页。
(52)吕友仁:《〈礼记〉研究四题》,中华书局,2014年,第13—20页。此处所谓的“《礼记》之文”“《仪礼》之文”,即指《孟子》《荀子》所征引而后来被编入《礼记》《仪礼》的一些先秦礼学文献。
(53)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85-486页。
(54)吴讷:《文章辨体序题疏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21页。
(55)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34—135页。
(56)韩高年:《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以政论、谏辞、问对三体为核心》,《文史哲》,2018年第1期。
(57)王锷:《〈礼记〉成书考》,第28页。
(58)《墨子》之《鲁问》所载“鲁君”,古今学者或考证为鲁穆公(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466页),或订正为鲁元公(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第740页)。无论穆公或元公,均在哀公之后的战国时代;《列子》曾被判为“伪书”,当代有反思“伪书”说者,将《列子》的成书时间考订为战国中后期,认为其中的《汤问》篇可能成书较早而先于《庄子·内篇》(许抗生:《〈列子〉考辨》,《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44-358页);管仲虽为春秋时人,但《管子》之《小问》《桓公问》一般被认为是战国稷下学派假托齐桓公与管子的问对而成篇。
(59)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第116-120页。
(60)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068页。
(61)阮元:《十三经注疏》,第3717页。
(62)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660页。
(63)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08-509页。
(64)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090页。
(65)阮元:《十三经注疏》,第3649页。
(66)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099页
(67)阮元:《十三经注疏》,第3648页。
(68)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页。
(69)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第3页。
(70)潘忠伟:《中古儒家经学著述形式的转变:关于义疏体裁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年第5期。
(71)详参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6页)、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页)、陈焕良《必须掌握前人注释古书的方法方式》(《训诂学与古汉语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2页)等。
基本信息: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2.02.13
中图分类号:I206.2
引用信息:
[1]陈丹奇,丁宏武.大小戴《礼记》篇题及其文体学意义——以出土简帛为起点的考察[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02):106-113.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2.02.13.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254)
2022-04-08
2022-04-08
2022-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