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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腐败犯罪立法历经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当前总体而言规制范围比较周全和广泛,刑事制裁相对完备且严厉。但是,腐败犯罪立法在规制范围上还存在"广而不密"的不足,因而有必要取消和调整部分腐败犯罪成立的限制条件,推动浪费国家资财行为设立成罪,扩大腐败犯罪刑事推定的适用。同时,部分同类腐败个罪之间的处罚失衡现象,表明腐败犯罪的刑罚配置欠缺系统考虑,应通过分设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缩小同类腐败犯罪的处罚差距、降低"单位"因素对制裁力度的不当影响和重视"徇私"情节等进行改善。针对刑种设置偏重人身规制的情况,应扩大财产刑的适用并增加资格刑的配置,以提升制裁的多样性和针对性。继续提升腐败犯罪立法的严密性、系统性和均衡性,符合当前及未来的反腐需要,与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和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持续降低互为倚仗。
Abstract：China's anti-corruption criminal law has evolved over the decades, and has now become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and broad in its scope of regulation” and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severe in its penalties”. However, the scope of anti-corruption criminal law is still “broad but not strict”,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move and adjust some of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ruption offences,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me of waste of state funds and exp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minal presumption of corruption offences.At the same time,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penalties for some of the same types of corruption offences indicates a lack of systematic consideration, which should be improved by setting separate statutory penalties for embezzlement and passive bribery, reducing the disparity in penalties for the same types of corruption offences, reducing the undue influence of the “unit” factor on the severity of sanction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elf-seeking” circumstance.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that the setting of penalties is biased towards physical regul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property penalties should be expanded and the allocation of qualification penalties should be increas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diversity and targeting of sanctions. Continuing to enhance the strict, systematic and balanced nature of anti-corruption criminal law is in line with current and future need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and is mutually dependent on the continued reduction in public tolerance of corrupt practices.
(1)王建国,谷耿耿:《新时代监察改革深化的法治逻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2)赵秉志:《论中国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立法控制及其废止: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
(3)事实上,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折价按照挪用公款罪处罚,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曾是司法机关长期沿用的做法。为了突出该罪的打击重点,刑法在1997年修订后未对非特定公物再作专门规定。
(4)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626页。
(5)《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0页。
(6)《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2013年1月17日、2月2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
(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933年12月25日颁布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和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8月15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分别将浪费公款和浪费公有财物规定为犯罪行为。为了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政务院1952年3月11日批准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比较细致地规定了个人、集体和业务上的浪费行为,并根据情节可“酌予刑事处分”。
(8)陈烨:《财产性利益与罪刑法定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9)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1207页。
(10)熊选国,苗有水:《如何把握受贿罪构成要件之“为他人谋取利益”?》,《人民法院报》,2005年7月6日。
(11)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六)〉的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检察》,2006年第15期。
(12)孙国祥,魏昌东:《反腐败国际公约与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36页。
(13)夏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贿赂犯罪的处罚边界》,《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4)苏彩霞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法的协调完善》,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15)彭新林:《腐败犯罪刑事推定若干问题研究》,《法学杂志》,2015年第3期。
(16)最高人民法院1998 年5月9日颁布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司法机关对转化型贪污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属于腐败犯罪主观要素的推定规则,但是它并不是由法律设置的。
(17)赵秉志:《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
(18)庄德水:《新型腐败的发生特点和整治策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3期。
(19)徐爱国,潘程:《中国反浪费法的法理基础和法律设计》,《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20)《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物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21)赵秉志:《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
(22)陈俊秀:《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并轨制的法治逻辑悖论:基于2017年公布的2097份刑事判决书的法律表达》,《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23)刘志伟,尤广宇:《超越“回应性”立法:中国腐败犯罪刑法立法体系发展70年之检视与完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24)在“严打”刑事政策指导下,为了加大受贿罪惩罚力度,1982年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作出两罪适用同一法定刑的立法安排,并为此后1997年刑法典修订时所沿袭。
(25)温登平:《单位受贿犯罪处罚畸轻的原因及对策:兼论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山东警察学院》,2016年第4期。
(26)徐永伟:《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对行贿罪认定的影响》,《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7)陈文昊:《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的罪质与区分:从责任分配的视角》,《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28)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682-683页。
(29)如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接送不合格兵员罪,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违法提供出口退税证罪等罪名,都将“徇私舞弊”作为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
(30)张金刚:《受贿罪罪刑配置问题之反思与消解》,《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9期。
(31)徐永伟,王磊:《受贿罪之刑罚配置:现实症结、理念省思与体系重塑》,《湖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32)李俊,郭泽强:《我国反腐败刑事治理的现代化研究》,《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11期。
(33)彭新林:《我国腐败犯罪刑法立法完善建议》,《法学杂志》,2021年第3期。
(34)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35)楼伯坤:《罪刑均衡视野下腐败犯罪的刑罚配置研究》,《净月学刊》,2017年第3期。
(36)罗猛:《对贪贿犯罪要注重适用资格刑财产刑》,《检察日报》,2013年6月26日。
(37)郭夏娟,涂文燕:《反腐制度与个体道德发展:基于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基本信息: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1.04.06
中图分类号:D924.3
引用信息:
[1]詹奇玮,赵秉志.当代中国腐败犯罪立法的检视与完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04):53-61.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1.04.06.
202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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