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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的中国史学史撰述,主要见于四个方面:两部通史与四部断代史中的史学史叙述;读史札记中的史学条目;《史通》和《文史通义》研究专著;"历史研究法"、历史教科书等撰述中的史学史内容。吕思勉在史学史研究方法上明显受到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的影响,他使用的史学史资料大体源于历代正史,举证繁富,却不晦涩窒碍,在史学史资料的开掘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吕思勉能以通史家的眼光和格局观察三千年史学的流转,也能够从史学史中汲取作史的智慧,寻得新通史的做法。吕思勉在史学史撰述上,还展现了他在文献考辨上的学术功底。还有一点尤须指出,吕思勉笔下的史学史,史部目录解题的痕迹并不明显。一是带着问题写史学史;二是抓住了君权与史权的博弈这一古代史学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史学史撰述明确了一条主线;三是拒绝耳食之言,追求一家之言。正是基于上述诸方面的建树,吕思勉成为回顾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史时不容忽略的一员。
Abstract：Lv Simian's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rich in content, mainly found in the general history, dynastic history and reading notes of history.His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wa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Liang Qichao.The materials he used were largely derived from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past dynasties, and he was a pioneer in the field of data exploration.Lv Simian'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has the perspective of a general historian.First, he wrote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with problem consciousness; second, he grasped the main thread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monarchy and historical power; third, he pursued unique insights.Lv Simia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only the initial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its flourishing period.
(1)参见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应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再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张越:《再论初创时期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河北学刊》,2020年第1期;王传:《论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与著述特点》,《河北学刊》,2020年第1期。
(2)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吕思勉全集》,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92页。
(3)吕思勉治史,强调“观其会通”(参见《史学上的两条大路》,《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40页)。1935年,吕思勉为《光华年刊》题词,亦即“观其会通”四字。
(4)吕思勉写过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谈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学问的规模”(《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32页)。吕思勉所说的“规模”乃是指学术气象、学术领域和学术气魄之类。这里借用吕思勉提出的“规模”之意,讨论他的史学史撰述情况。
(5)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序例》,《吕思勉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页。
(6)这里的“历史”即是今日所称的“历史学”。
(7)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07页。
(8)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3页。
(9)参见李永圻、张耕华为四部断代史撰写的前言,见《吕思勉全集》,第3册至第7册书首。另,吕思勉还计划撰写《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两部断代史,惜未能完成。
(10)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42页。
(1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75页。
(12)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7页。
(13)吕思勉:《〈燕石札记〉自序》,《吕思勉全集》,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页。
(14)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30页。
(15)吕思勉:《文史通义评·序》,《吕思勉全集》,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08页。
(16)张芝联:《我的学术道路:从〈资治通鉴〉到人权研究(代序)》,载《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3页。
(17)参见吕思勉:《史通评》,《吕思勉全集》,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61—263、266—273页。
(18)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浙江瑞安史家宋慈抱(1895—1958)曾作《续史通》,连载于《瓯风杂志》。
(19)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6、62页。
(2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51页。
(2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51页。
(2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53页。
(2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24)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39页。
(25)吕思勉:《史学上的两条大路》,《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38页。
(26)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48页。
(27)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吕思勉全集》,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92页。
(28)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1页。
(29)吕思勉:《史通评》,《吕思勉全集》,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57页。
(3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53页。
(31)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2—53页。
(3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61页。
(33)吕思勉:《史学与史籍》,《吕思勉全集》,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页。
(34)吕思勉:《史学系概况》,《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41页。
(35)吕思勉:《改进史学系之一说》,《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40页。
(3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67页。
(37)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页。关于吕思勉对“古史辨”的看法,详参邹兆琦:《吕思勉先生与古代史料辨伪》,载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4—82页;李波:《吕思勉与〈古史辨〉》,《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38)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39页。
(39)吕思勉:《史通评》,《吕思勉全集》,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40)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0页。
(41)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吕思勉全集》,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89页。
(42)吕思勉:《文史通义评》,《吕思勉全集》,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6页。
(43)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史林》,2008年第1期。黄永年也有类似的论断,见《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代序)》,载《国学概论》书首,《吕思勉全集》,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10页。
(44)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75页。
(4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0—871页。按:吕氏所称“《廿二史札记》有一条论之”,指《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见王树民校证本《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第345—349页。
(46)民国时期一些史学史论著,在史料上比较依赖抄撮《史通》《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在史学史资料的挖掘上,用力不够。如曹聚仁的《中国史学ABC》中,“关于中国‘史学’的材料,前人如唐刘知幾、宋郑樵、清崔述、章学诚诸史家的著作,近人如梁启超、胡适、顾颉刚诸先生的著作,都有所采取”(《中国史学ABC·例言》,世界书局,1930年版)。这样说,并无贬低曹聚仁之意。一则,曹氏注明史料来源,并无掠人之美之意;二则,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史撰述起步阶段,也不宜苛责。相比之下,吕思勉虽也参考《史通》《四库全书总目》等书,但他的史学史资料多出于自己读书发现,论据充分,这也是吕思勉的史学能够经得起时代检验的原因之一。
(47)参见吕思勉:《秦汉史》,《吕思勉全集》,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47—551页。
(48)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1—874页。
(4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54页。
(50)吕思勉:《毁誉褒贬》,《吕思勉全集》,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1、182页。
(5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4页。
(52)以上引文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5页。
(53)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4页。
(54)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0页。
(5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7页。
(56)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吕思勉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6页。
(57)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1页。
(58)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4页。
(59)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申郑》,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3页。
(6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1989年,第18—19页。
(6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1页。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62)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4页。
(63)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吕思勉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1页。
基本信息: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1.03.13
中图分类号:K092
引用信息:
[1]刘开军.通史家的史学世界：吕思勉中国史学史撰述评议[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03):100-107.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1.03.13.
基金信息: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JJD770005)
202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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