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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宪法第五次修正案从宪制层面增设监察委员会行使国家监察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和检察权"四位一体"的宪制模式。宪制层面设立监察委员会是运用中国特色政治改革方法论和顶层设计的理念对国家权力监督体系的重大革新,贯穿了从严治党与国家法治一体协同推进的反腐败全覆盖思路和国家治理逻辑。正确界定监察委监察权的法理属性要基于宪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宪法修正案文本、监察基本法的规定以及监察权运行现实样态展现的问题,从政治、宪法、法律及实践层面的多重视角进行深度理解和正确阐释。
Abstract：The Fifth Amendment of the 1982 constitution adds a supervisory committee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level to exercise the national supervisory power, and establishes the constitutional mode of "four in on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supervisory power, judicial power and procuratorial power under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at the constitutional level innovates the state power supervision system by using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re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cept of top-level design, and runs through the idea of anti-corruption full coverage and the logic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hich is the integration of strict party governance and national rule of law. The correct definition of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supervisory power of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the text of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e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of supervision, and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supervisory power.It should be deeply understood and correctly explain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s, constitution, law and practice.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2页。
(2)江国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取向》,《学术论坛》,2017年第3期。
(3)在我国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和行使检察权的检察机关构筑为我国的司法机关,由此检察权和审判权形成二元司法。监察委员会设立后,整合了几方面监察职能行使监察权;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仍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具有监督职能的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构筑为二元监督的监督模式。故此,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下的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和检察权实际上形成一个“二元司法二元监督”四位一体政权架构体制。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8日。
(5)彭新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历史借鉴与现实动因》,《法学杂志》,2019年第1期。
(6)蔡清伟:《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顶层设计的实践特色》,《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6期。
(7)习近平:《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求是》,2019年第5期。
(8)习近平:《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9)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6年11月4日下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对监察委员会改革试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组织架构和职权职责的设置、相关协调衔接机制等改革措施作出规定,由此开启了监察体制改革的序幕。
(10)习近平:《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求是》,2019年2月28日。
(11)吕品:《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彰显中国特色的治理之道》,《中国纪检监察》,2018年第6期。
(12)王利明:《准确把握统筹推进的科学内涵》,《人民日报》,2017年5月2日。
(13)莫纪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注重对监察权性质的研究》,《中州学刊》,2017年第10期。
(14)李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视域下的制度设计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力监督的历史梳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3期。
(15)许丽英:《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人民论坛》,2019年第7期。
(16)周鑫:《新时代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理论逻辑与实践要求》,《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9期。
(17)习近平:《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18)蔡静:《监察委的权力运作与宪法规制》,《南方论刊》,2019年第2期。
(19)王希鹏:《国家监察权的属性》,《求索》,2018年第4期。
(20)姜明安:《国家监察法立法的若干问题探讨》,《法学杂志》,2017 年第3期。
(21)陈瑞华:《论国家监察权的性质》,《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1期。
(22)郁忠民:《论确立监察权的宪法地位》,《当代法学》,1990年第4期。
(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8日。
(24)赵剑英:《党的自我革命开创权力监督的新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28日。
(25)魏昌东:《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方案之辩证:属性、职能与职责定位》,《法学》,2017年第 3期。
(26)徐爱国:《监察权的法律定位和历史渊源》,《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6期。
(27)曹俊:《监察权的法理思考》,《法学杂志》,2019年第5期。
(28)陈辉,汪进元:《监察委员会处置权与人大监督权的内在张力及协调》,《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6期。
(29)靳海婷:《论人大监督权与监察委监察权之关系、界限与衔接》,《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30)钟纪言:《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国人大》,2018年第5期。
(31)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设计中的若干问题思考》,《探索》,2017 年第 6 期。
(32)徐汉明:《国家监察权的属性探究》,《法学评论》,2018 年第1期。
(33)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34)吴建雄:《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价值基础与制度构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2期。
(35)范进学,张玲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问题》,《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期。
(36)张云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进程初探》,《法学杂志》,2018年第5期。
(37)参见中纪委:《调查权不同于刑事侦查权》,《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11月16日。
(38)龙太江,牛欢:《监察委员会监察权配置研究》,《长白学刊》,2019年第3期。
(39)姜明安:《国家监察法立法的若干问题探讨》,《法学杂志》,2017年第3期。
(40)李斌雄,廖凯:《监察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中国纪检监察》,2018年第7期。
(41)谢超:《〈监察法〉对中国特色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影响》,《法学杂志》,2018年第5期。
(42)刘艳红:《〈监察法〉如何与其他规范衔接?》,《法学论坛》,2019年第1期。
(43)任建明,薛彤彤:《实践运用“四种形态”遇到的主要问题与应对策略》,《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44)参见黄鑫:《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构建之维:兼论“社会中心主义”与反腐“理性构建”》,《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45)褚福民:《以审判为中心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1期。
(46)曾凡证:《国家监察立法充分体现法治原则》,《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
(47)吴建雄:《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定位与实现路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第2期。
(48)张弛:《实现全面融合和战略性重塑》,《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3月7日。
(49)赵乐际:《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努力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国纪检监察》,2019年2月20日。
(50)张弛:《实现全面融合和战略性重塑》,《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3月7日。
(51)闫鸣:《准确熟练运用好“四种形态”》,《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11月26日。
(52)参见IDM 中国领导决策信息中心,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2018 年纪检监察大数据报告》,《中国纪检监察》,2019年第11期。
(53)白云军:《认真实践“四种形态”去“存量”遏“增量”》,《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8月3日。
(54)刘连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减少存量、遏制增量上积极作为》,《中国纪检监察》,2018年第13期。
(55)杜倩博:《监察委员会内部机构设置与运行机制:流程导向的组织变革》,《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4期。
基本信息: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1.03.09
中图分类号:D921;D922.11
引用信息:
[1]王建国,谷耿耿.宪制改革视域下监察委属性定位的法理逻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03):64-71.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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