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晓明;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人物评价,始终坚持鲜明的党性立场与人民本位,服务于欧洲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历史的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人物评价的基本方法。对于不同类型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评价的价值基准显然是有区别的。对于政治首脑、党派领袖,马克思、恩格斯注重的是他们的利益集团属性和政治品格;对于哲人学者,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他们的精神劳作的内在逻辑、社会效用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对于文坛巨匠,马克思、恩格斯更关注的是他们的作品反映时代社会生活、折射人性本质的深刻程度及其独特的艺术才华。
2019年04期 v.46;No.197 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K] [下载次数：48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0 ] - 方世南;
生态安全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重要的观点,也是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安全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安全理论对严峻生态危机予以理性反思的认识成果,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和多元价值诉求。在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认真梳理总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安全观,并以此为指导,有助于强化全社会的生态安全意识,发展生态安全文化,确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加强生态安全制度创新,以促进生态安全的实际行动防范化解各类生态风险,切实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夯实国家安全的生态基础,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安全型社会。
2019年04期 v.46;No.197 1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K] [下载次数：193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1 ] |[阅读次数：0 ]
- 文丰安;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注重在实践中发展党内监督,逐渐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和民主化。在革命时期,党内监督的实践已初见成效。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监督在曲折中得以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深化了党内监督的全新认知。迈向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注重党内监督的执行成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将党内监督提升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层面,通过重建政治生态深化党内监督实践,围绕党的建设目标以及中心任务开展党内监督,抓住从严治党这个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主线逻辑,注重抓好各级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全方面推进党内监督向纵深发展。
2019年04期 v.46;No.197 18-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K] [下载次数：83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5 ] |[阅读次数：0 ] - 何得桂;张硕;
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政策实施以来,乡村社会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作为精准扶贫受体的乡村在社会转型中的异质化程度不断增强,国家政权力量深入到乡村社会造成当代"乡政村治"模式的畸形变异,这些都对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的乡村治理中一定程度上存在基层公务人员"私利化"、乡村自治组织"行政化"、乡村社会结构"复杂化"的现象和问题。基于此,本文在分析时将国家整合视角引入到乡村治理的研究中,对精准扶贫所代表的"一体整合"的国家整合理念促进乡村治理逻辑转变的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多元主体、一元单元的国家整合模式是优化乡村治理的外部环境、剔除影响乡村发展的体制与制度性阻碍的根本,在此指导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全方位的融合性发展,才能为善治乡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2019年04期 v.46;No.197 24-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3K] [下载次数：74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0 ] - 朱天义;张立荣;
在政社资源双向依赖的条件下,乡村产业发展逐渐形成公私分利制和股份合作制两种典型的集体经营模式。公私分利制集体经营模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和乡村社会低自主发展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强调在自主发展能力较弱的村庄,基层政府倾向于与企业合作推进乡村产业的发展,并督促企业按照约定比例将产业发展的利润分享给村庄集体和参与产业建设的村民个人。基层政府为产业发展提供大力扶持,将产业经营权委托给企业,并监督产业运行。但较低的市场适应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制约着该经营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股份合作制集体经营模式强调在基层政府的协助和监督下,农户、村庄集体与企业合股开发乡村产业,并按照股权份额确定分红。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基层政府协调和规制农户、村庄集体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协助完善产业项目的股权架构。但具备企业家精神特质的领导主体的难复制性成为产业发展的潜在威胁。为规避上述经营模式中的风险,可以从培养企业家农民、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与自主发展能力和完善集体化经营的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施策。
2019年04期 v.46;No.197 30-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5K] [下载次数：142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7 ] |[阅读次数：0 ]
- 张慧一;杜磊;
创新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我国200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政府作用为门限变量,构建面板数据门限模型,检验我国创新驱动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创新驱动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政府作用双重门限效应。随着政府作用的扩大,创新驱动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先增强后减弱。上述发现表明,政府作用是影响我国创新驱动与民营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创新驱动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政府作用水平的适当调整,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跟随创新产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民营企业规模调整政策组合结构,转变政府政策边界,避免政府"作用过度"和"作用不足",确保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强化政策执行跟踪反馈机制,提高民营企业信息化服务水平,提高政策的实效性与时效性。
2019年04期 v.46;No.197 39-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K] [下载次数：86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5 ] |[阅读次数：0 ] - 杨钧;李建明;罗能生;
利用1998-2015年省份面板数据,将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效应分解方法相结合,研究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规律、空间溢出效应及其成因。结果表明,全国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且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差异明显,存在明显空间相关性;农村人力资本对本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农村基础设施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正向溢出效应;而在其它影响因素中,自然环境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为负,种植结构调整系数直接效应为负,但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显著。
2019年04期 v.46;No.197 46-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95K] [下载次数：255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1 ] |[阅读次数：0 ]
- 程志华;马庆;
以范缜、韩愈的辟佛思想为镜鉴,王船山认为,要辟佛就须超越"喻利"层面,进入到"喻义"层面,辨析佛教之"所以立者"。基于此,他首先批判了佛教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背弃,然后对佛教相关义理逐一进行了指摘:"佛性论"所论"佛性"只是"作用之性",而非"本体之性";"空论"无视事物乃"阴""阳"二气絪缊化生,为"知有之有而不知无之有";"修行论"之主张根本不属于真正的修行,反而如同奸商"不劳而获"。因此,佛教与老、庄和申、韩同为"惑天下"之"三大害"。总的来看,王船山对佛教"所以立者"的指摘既有合理可取之处,亦有偏激不可取之处。
2019年04期 v.46;No.197 68-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K] [下载次数：43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3 ] - 吴宁宁;
梁启超结合近代时代需要提出了"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构想,这一思想生发于其思想中固有的"群己合一"的思想诉求,围绕着"群"和"己"两个基本维度展开。"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思想一方面以近代个性解放为目标,注重对人的个性的开发,主张"尽性主义",并提出知识与精神相结合的修养方式;另一方面以儒家"仁"的伦理精神为根柢,追求普遍人格之实现,达至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梁启超"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思想创设所要实现的即是在社会趋于机械化的现实下对人的精神解放,并对个性主义思想极端发展加以克服和完善。
2019年04期 v.46;No.197 76-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K] [下载次数：21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0 ] - 杨晓;张杨阳;
从甲午战争以后至科玄论战时期,梁启超的科学教育观历经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人本理性的嬗变过程。甲午战争以后,梁启超前瞻性地提出了以科学知识的工具理性为教育先导的启蒙理念。他认为要对科举制度进行变革,发展实用科学知识体系,倡导国人学习科学知识。民国前后,梁启超将该时期的西学观概括为艺、政、教三个演变阶段。他认为要以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价值理性为教育转向,提醒青年一代要摈弃功利主义和务虚主义倾向。在科玄论战时期,梁启超确立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人本理性。梁启超科学教育思想为当今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参照,当代科学教育改革要注重"以文化人",挖掘科学教育的人文教化功能,秉承"天人合一"理念,恪守科学教育的人本理性,坚持"和而不同"的教育理念,尊重科学教育的多元价值取向。
2019年04期 v.46;No.197 82-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K] [下载次数：83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0 ]
- 张新斌;
上古洪水泛滥多见于文献记载。从时间范围看,约处于公元前2900年至前2070年之间,集中于尧舜禹时期;从空间范围看,洪水泛滥几乎遍及黄淮海平原的大部分地区,而尤以河、济之间最为严重。如此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的洪水泛滥,其治理非一个氏族或氏族联盟所能完成。上古时期的洪水治理与权力争斗、城邑构筑、宫室建造、技术进步密切相关,显露出早期文明的曙光。大禹集合各个氏族联合面对洪水,形成了全新的平原水系网络,于治水过程中形成了权威,划定了九州,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形成。
2019年04期 v.46;No.197 101-10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K] [下载次数：48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0 ] - 李金玉;
中国古代城市文明起源久远、灿烂辉煌,尤其是在两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出于政治、军事等需要,兴起了城市建设的高潮。这一时期城市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城市数量多,而且规模大。两周时期城市营建,耗费大量的木材、石材,造成对树木的过度砍伐,导致生态资源过度消耗。城市中人口大量聚集,其生产和生活需要,更加剧了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由此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引起了当时敏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担忧。两周时期城市营建,既要依赖生态环境,同时又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2019年04期 v.46;No.197 108-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4K] [下载次数：23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0 ] - 王坚;
理学在清代的分化表现出新的特征,分流为"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及考据学派、桐城派的兴起,是清代满汉杂糅政治格局下皇权与八旗贵族斗争和满、汉关系互动反应于学术格局之结果,是汉人利用文化思想优势推进"满人汉化"在学术上的体现。"理学家之理学"重践履、经世致用、下学上达、功夫论,学风兼容并包,使理学在清代帝制与八旗贵族制冲突中,跃居治国指导思想,深入八旗内部推行汉人相关制度。"文学家之理学"重文以载道,执着对程朱理学宣传,在清政府保护"国语骑射"满人传统、"理学家之理学"推进困难情况下,反击各方批评,迎战汉宋学之争。清代汉宋学之争是考据学派与"文学家之理学"派的争论,"理学家之理学"派并未过深参与其中。
2019年04期 v.46;No.197 113-1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K] [下载次数：38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0 ]
- 刘靓;
宋人论诗,以"露"为一大病忌,其中讨探最多和避忌最严的是"意露"之病,主要指诗歌造迹作意过于明显而有失委婉蕴藉之旨,而"刺"意显露又是被视为最严重的一种,因为在宋人看来,这不仅关乎诗歌的表意方式,而且关乎诗教乃至诗人的身家性命。而在对"意露"之病的批评中,以深远委曲与含不尽之意为追求的"含蓄不露"的诗美概念亦得以确立。
2019年04期 v.46;No.197 122-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9K] [下载次数：29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0 ] - 向阿红;
陶行知的诗歌情感真挚,哲理丰富,通俗易懂而不失美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其诗歌的语言特色和审美品格这两个方面。作为大众诗人的陶行知,他在诗歌语汇的选择、修辞的运用和语法结构的安排上都经过了精心研究,使其诗歌语言具有了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彰显了他"大众诗人"的身份。其诗歌所具有的节奏美、音乐美和境象美构成了陶诗完美的艺术世界。
2019年04期 v.46;No.197 129-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K] [下载次数：23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0 ] - 陆卓宁;
我国台湾地区泰雅族女作家里慕伊·阿纪的创作,多被认为不具有少数民族(1)创作的典型性。认为其在文本诉求上,不以抗争为标的,不以正面关怀"弱势族群"为表现形式;在文本特质上,亦不以少数民族风俗文化为重。其实不然。纵观里慕伊的创作,尤其是其长篇近作《怀乡》,仅就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甚或少数民族文学视域来看,很显然,里慕伊是一位有着鲜明的族群主体情怀和极其独特的创作风格的少数民族作家。当然,里慕伊的创作提供给我们的"问题",则在于如何处理好作家情理悖论式的纠葛,让一种丰富的情感体验与明晰的理性精神相互激活,从而在独特的生命叙事过程中丰富自己,深化自己的理性发现及其彻底的批判精神。
2019年04期 v.46;No.197 136-1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K] [下载次数：16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0 ] - 曹波;姜承希;
阿卡迪亚的经济模式与早期共同体为牧歌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而潘神崇拜则为牧歌提供了必备的形式元素。当忒奥克里托斯这位来自他乡都市的有深厚艺术素养的诗人站在自己的角度打量阿卡迪亚的时候,牧歌就诞生了。也就是说,牧歌不是阿卡迪亚牧人的创造,而是城里人通过文学想象为城里人创造的关于乡下牧人生活的田园乌托邦。阿卡迪亚成就了牧歌,也在悠久的牧歌传统中逐步演变成一个具有永恒意义的文化符号。
2019年04期 v.46;No.197 145-1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K] [下载次数：59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