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事类编录受《华林遍略》重要影响说驳议
力之;
摘要(Abstract)：
"《文选》是受到《华林遍略》的启发而着手编撰的"一说,既缺乏文献支撑,在情理上亦难以说得过去。而在此基础上,仅据徐勉是老师而萧统"每事询谋"、《文选》编撰的目的之一是为"方便作者翻检以及写作取则之需"与"编者与《华林遍略》领编者徐勉有着特殊关系"这三方面理由,是说明不了《文选》事类编录受《华林遍略》重要影响的,况且这些理由本身又存在着种种问题。六朝时,类书以隶事为归,总集专取诗文,彼此别途,而后者亦自多"各为条贯",故断《文选》赋、诗二体的再分类本之类书,有失圆照。
关键词(KeyWords)： 《文选》;事类编录;《华林遍略》;重要影响;驳议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0XZW010)
作者(Author): 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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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 ①至于别之类义如何则为另一回事。如章太炎《辨诗》之“《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刘师培之“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论文杂记.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与《中国中古文学史》合刊));顾实之“此屈原赋之属,盖主抒情者也。……此陆贾赋之属,盖主说辞者也。……此荀卿赋之属,盖主效物者也。……《刘略》《班志》区分类别”(《汉书艺文志讲疏》四《诗赋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等等。
- ①郭英德云:“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取则,这是总集的原初功能。……正因为作品繁多,难于兼功,所以萧统不得不‘略其芜秽,集其精英’,编为总集,以为当世作者写作的范式。……总集的这一原初功能,实本于类书。类书的功能,正如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序》所说的:‘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中(之按:“中”当作“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以为“写作的范式”云云,可谓得其大者;“实本于类书”说,则似有所未照。另外,以“便于读者翻检”为“总集的原初功能”,似亦未尽然。
- ②又,郭英德云:“正因为总集的原初功能是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取则,因此从挚虞《文章流别集》发端,‘类聚区分’,‘分体编录’,即区别不同文体加以选编著录,便成为总集的基本编纂体例。因为分体编录,以类相从,使用者就可以便捷地‘按图索骥’,根据自身写作的需要,翻检和阅读前人的相关作品,作为写作的楷模。因此早期总集基本的编纂体例便是‘分体编录’,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南朝梁萧统的《文选》等都是如此。由此而派生出一种别体,即辑录一代或历代同一体裁作品的总集,如南朝陈徐陵的《玉台新咏》。于是,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从一开始便相因相成:总集编纂成为文体分类的胚胎,文体分类成为总集编纂的根据。”(郭英德上揭书,第102页)显然,郭先生是说比刘博士之说更符合实际。不过,“辑录一代或历代同一体裁作品的总集”,恐非由“分体编录”类总集所“派生出”。
- ①参见力之《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兼论〈文选非仓卒而成及其〈序〉非出自异手》(《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梅运生《萧统与〈昭明文选〉》(霍松林主编《中国诗论史》(上册)第2编第章第1节),等等。其实,著名学者曹道衡在其发表于《文史》2005年第3辑的《关于〈文选〉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已云:“这一工作(之按:即编撰《文选》)的完成究竟是萧统一人之力还是曾得到刘孝绰或其他人帮助,论者说法不一。”(此文又载《中国文选学》(第六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而曹先生撰该文时,力之长达4万言而力主《文选》出于萧统一己之手的《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发表时一分为三)尚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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